四十三载春与秋
延边上海两地情
——写在纪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成立六十周年前夕
石明诚
今年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60年沧桑巨变。今天的延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稳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局面。回顾60年艰辛而光辉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提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大批和自治州年岁相仿的上海知青到延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和延边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40多年过去了，上海知青在延边的历史已经成为往事。但是，这一段历史的影响，以及由这一段历史所产生的延边和上海之间的情结并没有因知青历史的过去而中断，反而伴随自治州的成长和进步日趋加深。我作为一名在延边工作和生活了43年的上海老知青，亲历了这段历史的过程，每每想起，感慨万千，以至夜不能寐。在自治州即将迎来她60周年生日的时候，深感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算是对这段历史的小结，并以此文纪念自治州建州60周年。
知青年代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那一段历史要追溯到1969年的3月。从当年的3月1日起，最早的一批上海知青乘专列到珲春，直至最后一批1972年11月28日40多名上海知青到敦化，先后有18000多名上海知青，在那“文革”动乱的年代，响应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从黄浦江岸来到长白山下，开始了他们的艰辛的知青生涯。
时值中苏交恶，珍宝岛事件的发生，边境趋紧。这批知青除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外，又多了一种“屯垦戍边”的壮怀使命。那时自治州的珲春县、延吉县、安图县、和龙县、汪清县、图们市的乡镇农村沟沟岔岔，到处都能见到穿着统一发的草绿色的类似军大衣式样的短棉大衣的上海青年男女。其时的珲春处在边防的最前哨，出入是需要通行证的。大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分到珲春的上海知青多达近6000名。
这批知青就是“文革”期间所说的“老三届”。到延边的以67、68届初中生居多，也有少量的“老三届”高中生。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十七、八岁左右。说是知识青年，实际上因“文革”的影响，大部分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一下子从最繁华的大都市来到最偏僻的边疆山沟里，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五谷都分不清的学生到需要和农民共同生活和劳作，其艰难程度给这批知识青年造成的身心影响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
当时的延边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大帮轰”的生产队体制，又处在“文革”的折腾和边境紧张的状态下，粮食短缺，不少村屯还吃着一种叫“糖渣”的返销救济粮。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岁月里，延边的各族人民用像对待自己孩子般的热情，接纳和安置了他们，给他们以温暖和生存下去的信心，使他们中的大部分坚持了下来，直至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知青大返城。
这一段历史前后大约是10年的时间。10年间，从开始的别无选择，到最后大返城全部离开农村，这18000名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从1970年开始，随后的每年间，都有一部分知青抽调当地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当了工人、教师和干部，还有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恢复高考后，有一部分通过高考离开延边。当然一些实在坚持不下去，回到上海不回来的也有。这段上海知青在延边农村的岁月里，也产生了一些当时知青的典型和代表，如褚梅芳、宋爱敏、裴解放等。
这段特殊历史时代的知青岁月，塑造了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这段艰苦磨难的经历，也成了这个群体的人生财富。在这知青年代离开延边的上海知青中，不少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栋梁。如延边人民知晓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国家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卫平等。直到现在，万钢副主席的办公室仍摆放着他当年下乡插队时用的煤油灯，以此激励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深情地说：“40年前，一万八千多名上海知青来到延边，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在龙井县三道乡东沟村生活和劳动了6年半。我十分感谢延边的父老乡亲和朝夕相处的知青朋友，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学会了耕作，学会了生活，更学会了吃苦耐劳和真诚待人。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在留学海外的苦读时，还是在科学研究的奋斗中，这种不畏艰苦、勤奋劳动和精诚报国的品德与意志成为我奋发努力的不竭动力”。
留在延边
我于1969年3月14日，从上海到安图县福兴公社福合大队插队落户，1970年9月我被招工到延吉市机床修造厂（后改为锅炉厂）。我在那家工厂工作16年后，1986年调到州政协机关工作。不经意间，我在州政协工作已整整26年，成为上海知青留在延边长达43年的一个代表。作为上海知青在延边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感慨良多。因此，在2007年，州政协要编辑文史资料第十三辑《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鉴于自己在边疆工作近四十年的经历，我用《留在延边》一文记叙了自己留在延边的经历，同时也把留在延边的其他上海知青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概括。今年是上海知青到延边43周年，自治州成立60周年，虽然留在延边工作的上海知青大部分已经退休或告老还乡，但我仍想用这个题目作为此文的一个篇章提及一下曾经在延边工作的上海知青，因为延边与上海的情结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很大程度上是与这批人分不开的。
大批的在农村的上海知青大返城之后，留在延边各县市工作的上海知青还是很多的。从工人到教师，职员和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有上海知青。现五、六十岁的人都能记得，那时几乎每个单位或多或少都有上海知青。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估计能有几千人。1999年5月，我在州直上海知青建设延边三十周年座谈会上了解到，仍有近千名上海知青留在了延边。当年，为纪念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30周年，延边日报特地编辑出版了“上海人在延边”一书，专门介绍了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为延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动人事迹。书中记叙了29名留在延边的杰出代表。
2007年，州政协在编辑《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时，参考了这本书。尽管原书中的个别人物有离开延边的，但大部分还是留了下来的。州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以此为蓝本，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以记载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为主体的“三亲”史料。就是那一次的征集，我写下了“留在延边”一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据我们不完全调查，留在延边的上海老知青大概只剩下200人左右。
2009年，为了组织好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力图通过各县市政协，对留在所在县市的上海知青情况进行了解和统计，当时反馈上来的信息表明，留在各县市的上海老知青已很少很少了。
人生的经历有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去留之间。43年过去了，尽管留下来的上海老知青已经很少了，但是，要说感情、要说付出，或者说贡献，当数这一批留在延边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乃至把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奉献给延边的上海老知青。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原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李洁思，原州人大副主任周文宝，原图们市政协主席董克敏，州文联副主席、延边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家陈雪鸿，等等。
关爱之情
“文革”期间，从上海上山下乡到全国各地的知青有61.5万。4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能够得到当地党政组织和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关爱的，延边当属其首。
1989年4月中旬，我陪原州政协副主席卜孟琪外出考察后回到单位，在整理文件时，发现州委办公室的一份通知，邀请我4月1日到州委参加上海青年支边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很遗憾，因为外出，我没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后听知青介绍，纪念会开得很好，在延吉市的州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大约有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我后来看到了合影纪念的照片，当时的州领导李德洙、张进发、郑龙喆、罗昌珍、申昌淳出席了纪念活动。
1999年，时值上海知青到延边三十周年。延边州组成以南相福为团长，张龙俊、李洁思、高勇、金贞海等领导为主要成员的州党政代表团，并带上延边歌舞团，赴上海经贸考察及慰问原曾在延边下过乡的上海知青。代表团受到上海市黄菊书记，徐匡迪市长，孟建柱副书记等党政领导的会见和热情接待，并在上海市邮电俱乐部同几百名上海知青欢聚一堂，共同纪念上海知青到延边三十周年活动。正是这次考察访问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两地的感情，促成了延边州输送干部到上海挂职锻炼的先例。同年5月7日，以中共延边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名义，州里在白山大厦国际俱乐部会议室举行了“州直上海知青建设延边三十周年座谈会”。会议邀请了一部分已回到上海的老知青和8个县市留在延边的代表。座谈会结束之后，与会的100多名老知青同南相福、黄铄、高勇、宋晓娟等州党政领导在州委大楼门前合影留念。
2009年，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为了延续和扩展延边同上海知青这种珍贵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不断加强和促进延边与上海的人文经贸交流，经中共延边州委和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邀请部分上海知青代表，举办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本次活动由州政协承办。8月18日，州里在延边艺术剧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延边大学等党政领导出席欢迎大会，包括徐绍史、杨凯生、王卫平在内的1200多名上海知青参加了欢迎大会。会议特别邀请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原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王新奎以及长期在我州工作的正地级领导一起参加了欢迎大会。欢迎大会由州政协主席高勇主持，省委常委、州委书记邓凯致欢迎辞，返沪上海知青和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代表发言，州委副书记、州长李龙熙作了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延边歌舞团为知青作了专场演出，以“千年阿里郎”为主题，穿插上海知青当年喜爱的经典老歌，将上海知青对延边的感激之情推向高潮。欢迎大会结束后，1200名知青和260名家属赴以前下乡的8个县市，参加了县市举办的各项纪念交流活动。
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招商引资、或纪念活动，密切与上海知青的联系。曾在上海挂过职的高杰、车光铁、孙景远、崔哲云、赵龙等领导，以及老领导曹龙浩、南兴烈、张龙俊、玄洸虎等一直与回沪上海知青保持着联系。
一个地方连续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给予知青这种政治上的关爱和待遇，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连结这种现象的纽带不仅仅是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多年来所结下的情愫，更多的是延边各级组织和各族人民四十年如一日对上海知青的关爱之情。许多上海知青通过州政协的文史资料，通过他们的回忆录或报刊、网络上的文章，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这种关爱之情。这种关爱之情实在太多了，限于篇幅，我只能写下其中的一点点。
2004年春，从全国“两会”到我们地方“两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成为议题。在延边工作的上海知青三十年后陆陆续续回上海的，以及尚留在边疆的一部分老知青，因各种原因成为弱势群体。延边州高度关注这部分困难知青，通过全国政协、上海市政协等人民政协的渠道，反映情况，呼吁各级政府给予关注和解决。如今，上海市政府对知青以及外地回沪人员已有相关的补助政策。同时，自治州各级政府也尽自己所能，解决这部分群体的回沪养老问题。
2005年，安图县政协对仍留在安图的生活困难的上海知青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将相关情况报县委、县政府，使这极少部分生活困难的上海知青得到了关照。
2009年7月16日，在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州政协高勇主席，金敬燕副主席特地驱车前往和龙崇善，看望了仍留在边境的上海女知青佘林妹。高勇主席叮嘱和龙市的同志：“一个女知青，从大上海来到边疆，40年了，靠她柔弱的身体，支撑了一个朝鲜族家庭，非常不易，一定要关照好她的生活”。2010年，经和龙市委、政府、政协多方协调，佘林妹一家已幸福地生活在和龙市内新居里。
世博情深
也许历史是一种机缘和契合。就在当年的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之后，延边有幸参与了世博会，历史又一次将延边与上海的情结加深和延续，我本人也因长期在政协工作同上海联系较多，参与和目睹了这一令人难忘的过程。
2008年初，新一届州委、州政府班子高瞻远瞩，将延边参与世博会列为未来几年的工作重心，并积极运筹。按照李龙熙州长的指示，一定要尽快与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联系上。其时周汉民担任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执委会副主任，负责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工作。贸促会的同志找到我，我很高兴接受这项任务。在和上海市政协办公厅联系上后，3月19日，我陪西门顺基副州长在上海市政协首次拜会了周汉民副主席。这一拜会，为其后带来了机缘。当年9月3日，周汉民副主席率上海市经贸代表团在参加了长春的东博会后，特意到延边考察。9月4日周汉民副主席在甄玉兰副州长、我及延吉市朴光石副市长，还有贸促会徐清兰同志的陪同下，考察了延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赵哲学市长热情接待了周汉民。这次延边之行，给周汉民副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这次考察，使他定下了二条决心：“一定要把延边推向世界去展示”；“一定要动员民建的企业家来延边，支持延边，参与延边的经济社会发展”。
10月21日，我和邱功辰秘书长，延吉市政协刘光日副主席率由延吉市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组成的延边赴上海项目招商代表团，再次拜会了周汉民等上海有关领导，并在民建上海市委举行了“延边地区招商项目推介会”。2009年2月16日，我再度陪同西门顺基副州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上海进行筹办工作。这次周汉民副主席在世博局款待了我们。当站在世博局高楼的顶层，远眺浦西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标志建筑，我心潮澎湃，为延边案例能够通过评审，从全球申报的100多个案例中脱颖而出，作为东三省地级市中的唯一城市和全国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参加城市案例展示而自豪，同时也充满着对故乡领导特别是周汉民副主席不遗余力地抬举延边的感激之情。
2009年6月18日，在周副主席的指示下，以上海市人大常委、民建副主委徐均健为团长的上海民建企业家考察团赴延边考察，并在延吉市举行了经贸合作恳谈会。考察团分别同延吉、珲春、图们进行了有关项目的签字仪式。这次考察之行，还促成了上海民建会员邱光辉先生个人捐赠图们市朝鲜族幼儿园20万元。
2010年4月，上海世博会临近，我和延吉市筹委会的负责同志、延边歌舞团的领导赴上海，协助他们进行各自的筹备工作。我本人还承担了州筹委会交给我的组织上海企业家和老知青参加世博会的任务。
5月27日，我先期到达上海进行有关的准备工作。6月1日，我应邀参加了“延吉日”开幕式，和赵哲学市长，上海老知青、虹口区政协副主席杜善金，州政府副秘书长马景峰一起按下了开幕按钮，率先拉开了延边州参与上海世博会各项活动的帷幕。
高潮出现在6月3日“延边日”的开幕。城市最佳实践区E片区城市未来馆周边都被“延边日”吸引了，其参观的人数之多、演出之精彩、场景之恢宏，为该区域世博会开幕以来之最，连工作人员也为之惊叹。众多的上海老知青慕名前来参观，有的还领着特意穿上朝鲜族儿童服装的他们子女的孩子，其感情之浓烈，着实让人感动。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李良园出席开幕式，并代表上海市对延边参与世博会表示祝贺。他说，吉林省及延边一直与上海有密切的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当地有近2万名到过延边工作的上海知青，至今仍是连接两地联系的纽带。随着吉林日延边周各项活动的举办，延边与上海两地合作交流会迈上一个新台阶。当晚，李龙熙州长在上海举行的延边参与上海世博会投资贸易、旅游推介会暨上海老知青联谊会的招待酒会上深情地说：“延边参展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凝聚了延边州内、外各界人士大量的心血，饱含着企业家对延边的认可和信赖，饱含着曾在延边工作过的上海知青对第二故乡的一片深情，更饱含着上海各界人士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鼎力支持....”。
据了解，在延边周的活动中，8个县市都有上海老知青参与活动。
留存历史
2004年，州政协文史委接受了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征集《上海儿女在吉林》史料的委托，于2007年7月，编辑出版了《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一书。此书出版后，反响很大，尤其是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老三届”知青，纷纷索要，所印800册除赠送有关单位作为史料留存外，很快告罄。其后，仍不断收到上海知青的来信。当时，《延边政协》会刊每期都留一块版面刊登一篇未及编入的来稿。由于来稿数量很多，文史委的同志就有了等到2009年上海知青到延边40周年时再版的想法。
2009年，配合州里举办的纪念活动，文史委重新编辑出版了《上海知青在延边》一书。这本以上海知青“亲历、亲见、亲闻”那个时代为题材的史料，真实地记载了上海知青在延边艰苦奋斗，历经磨难和考验的人生经历。
往事已逝，那段历史已经从我们身边不可逆转地逝去了；往事易忘，从当年在巨人的挥手之下走向广阔天地到如今知青们普遍地步入老年的门槛，毕竟已经过去40多年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能记得当年在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了。
曾在贵州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著名作家叶辛先生，2008年秋因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团会，来到长白山下的安图县，问过安图街上的路人，“还记得当年在这里插队的上海知青吗？”路人茫然摇头。无独有偶，2009年4月，我去安图松江镇联系医疗下乡之事，镇书记是1969年出生，对当年曾经有大批的上海知青在他现在领导的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史实，也只是从长辈们那里得知一点点。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用史料的形式，记叙那段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物的经历和命运，真实而具体地反映历史文化和过程，因为那毕竟是近两万名上海知青曾经共同的经历，并且到现在仍和延边有着扯不断情结的一段历史。如果我们不把那段历史真实记录并留存下来，我们将有负于历史和后人。尽管那段历史最早发生在“十年浩劫”，已经逝去几十年，我们不愿再提起，但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法回避。真实地记载着留存下来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以体现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的“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
基于我既是一名政协干部，又是一名上海知青的双重身份，有幸参与了从《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到增版修订为《上海知青在延边》这两本书的征稿、编辑工作。在编辑的过程中，不仅为书中人物的经历和命运唏嘘不已，更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下，上海知青和延边人民结下的感情，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变迁之后仍然是那样的真挚、深厚所感动。
在这本史料中，有相当多的知青回忆当年生活时，并没有写自己的坎坷人生和苦难遭遇，而是写和延边各族父老乡亲的感情。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延边各族人民把上海知青当成自己的儿女，用善良的爱心、宽广的胸怀和甘甜的乳汁，抚育他们，使他们经受住了人生的磨练。由此而产生的感情，伴随并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使他们难以忘怀，以至于今天他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首要倾诉的是这段感情。如《追寻第二故乡的根》、《返乡随想》、《怀念阿妈妮》、《朝鲜族妈妈许顺姬》、《延边那个温暖的家》、《探望房东老‘媪妈’》、《难忘恩师安主任》、《难以割舍的情怀》等等。
这些文章倾诉的都是边疆人民对知青的关爱之情，作为历史，它已深深地印记在上海知青的心中。
延续感情
2006年，一位朝鲜族阿迈得知我们在编上海知青的书，托人找到文史委韩主任，求我们帮她寻找儿子的亲生父母。原来老阿迈的儿子是当年上海知青所生，在医院里一接生下来就被她收养。三十多年过去了，养子已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以养父之子的名义获得了在韩国亲属所给予的名份和财产。但老阿迈在老伴过世之后，却不想再隐瞒下去了，她觉得应该让孩子知道生身父母是上海知青，不然良心难安。于是她到处求人打听，直到找到我们。在上海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的帮助下，我们为老人圆了心愿。当年11月，母子在延吉车站相认，老阿迈高兴不已，并以合家名义给州政协送上了一块“长白山下情深意重，海兰江水源源流长”的感谢牌。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们帮老人家联系的同时，得知还有一位也是朝鲜族夫妇收养的上海知青的孩子。听说这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明确表示，养父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闻之，亦令我们感动不已。
正是这种大爱之情、民族之情、血肉之情如此的刻骨铭心，使得绝大部分已经离开延边的上海知青始终把延边这个第二故乡放在心中，四十多年过去了，依旧深深地眷恋着延边这块热土和各族父老乡亲。正是这种大爱之情、民族之情、血肉之情如此的沁人心肺，使得这种感情超越了时空的阻隔，从而延续为长白山和黄浦江的“两地情”，并演绎成一幕幕动人的故事，四十多年过去了，依旧在延续和扩展。
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万钢、徐绍史、杨凯生、王卫平等这批知青出生的领导，多次到延边视察工作，看望和慰问延边的父老乡亲。
2009年，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将延边和上海的“两地情”推向了高潮，由此进一步拓展了两地的经贸往来，催生了世博情谊，延续了已经长达四十年的感情。
一名曾在汪清下过乡的上海知青在2009年重返汪清后，每年都会寄2000元资助汪清四小的3名学生，一直资助到3名学生初中毕业。他一再表示，不想透露姓名，只是希望孩子们能顺利完成学业。
一批老知青，如程德元、倪扣喜、管玉兰、朱文龙、张理敬等自2009年后，每年都要来延边好几次，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或引团队、台商来延边考察、旅游。
2010年7月，安图遭受特大水灾，曾在安图下过乡的肖俊峰、郑辛逸、杨培源、姚导平、陈雅君、周泽洪、杨金伟、刘依群等139名上海老知青纷纷从报刊、电台、网络，或直接致电县及乡镇领导，了解灾情，并捐出了十三多万元。
2011年7月6日，由州人民政府主办的延边州投资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上海兴荣温德姆酒店隆重举行。州长李龙熙致辞，周汉民副主席出席仪式并发表了热情讲话。共有8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协议总投资额达52亿元。
2011年7月1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为延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揭牌后，再次视察了延边，并向延吉市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赠送了医疗设备，同当年他插过队的三道湾镇东沟村众乡亲亲切座谈。
2011年8月，石兔瑛、苏建文、张理敬等上海知青精心组织了225名全国各地的上海知青参加“延边之夏”旅游考察活动。当得知一部分知青在境外食物中毒后，珲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心，并组织有关方面全力救助。
最令人感慨的是，这种感情的元素已经渗透到知青的下一代。2011年夏，我应邀在安图县崔光德县长宴请老知青倪扣喜夫妇的席桌上，见到了正在接替父母为安图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的他们的女儿倪晓菲女士。同年，我还参加了原州总工会上海知青、经济工作部长沈兴宝的儿子和朝鲜族姑娘在翔宇酒店喜结连理的婚礼仪式。婚礼是按朝鲜族婚俗仪式举行的。据说这一对新人在延吉念读时是同学，爱情的种子是在上海相遇后萌发。
每天，当我在办公室仰望着帽儿山上空来往穿梭延吉-上海的飞机时，思绪难平。四十三年过去了，时空变小了。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十三年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在自治州六十年的历史中，却是一个由“文革”到改革开放的重要的变革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也因上海知青与延边所发生的故事，而变得生动和丰富。
延边著名作家于雷先生以此为体裁，写下了“海兰江恋歌”这样动人的故事。即将要作为六十州庆献礼的电视剧《长白山下我的家》也有上海知青的故事。
本文的结束语，我想借用李龙熙州长为上海知青画册《我们年轻的时候》的题词是再贴切不过了：“上海知青和延边人民结下的深情厚意像图们江水一样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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