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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岁月,那座山(散文)

发布时间: 2011-05-10 作者: admin1 栏目: 文化艺术 点击率 :

 

那段岁月,那座山

 

 

珲春市政协 孙敏

 

 

走了无数座山,忘怀不了的还是家乡的那座山。

那是一座没有名字的山。

很久以前,曾被世人称为“绿色宝库”。

在我的心里,它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千百年来,雄浑的额尔古纳河一路蜿蜒,穿过连绵的山峰,哺育着山的丰厚。而大山则以宽阔的胸怀回报着汉、蒙、鄂温克、鄂伦春等多民族的人民。

大山里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息繁衍,过着靠山吃山的富足生活。

在这座山的脚下,有着我的一群学生。

这是一所林业中学。初中、高中在一起,共有七十多名老师,800多名学生。大多都是林业子弟。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

扎着一对“羊犄角”辫子、穿着红条绒上衣的青春女孩,来到了山里的学校教课。

我任初一二班班主任。我的学生看上去只有145岁的样子。

男孩子黑红的脸膛透着山的质朴,厚厚大大的的蓝色棉大衣套在身上,盖住了半条腿,像是罩在一个瘦暖瓶上——都是父辈发的工作服。

女孩子时尚得不合年龄。学着大人们烫着“香港”头,粉扑扑稚嫩的小脸像是盛开着的青春花朵。

我一走进教室,“唰”地全班学生起立,“老师好!”,声声震山响。

我的青春岁月在这声声山响中,拉开了序幕。

我的记忆将与这大山血肉相连,镌刻在一起!

 

我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老师宿舍。

老师宿舍是一座砖瓦结构的平房,冬天,屋内中央有一个大大的铁皮炉,炉膛燃烧着红红的碳火。

这是大兴安岭的特色——似乎永远有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木头。

我对这些学生还没熟悉到叫出名字的时候,星期天,就有几个男生敲我的宿舍门。敲门动静很大,“咚咚咚”,“谁?” 

“是我。”声音却是怯怯的。

我打开门,露出几张冻得痛红,有些皴了的小脸。

“老师,我们给你拉来的烧柴,卸在哪?”

“烧柴?什么烧柴?”我疑惑不解。

“我们怕您冷,上山给您砍了一车烧材!”

天哪,可怜的孩子们,才多大的孩子啊!

我披上厚厚的羽绒服,裹上严实的围巾,来到屋外。

大兴安岭的冬天,冷得让你无法想象。用当地百姓的话,那是“嘎嘎”地冷。那种刺向你的心尖,你的呼吸呼到一半在嗓子眼就会冻住。空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也畏缩着,迈不动轻盈的舞步,压缩成厚厚的白雾,挡着人们的视线,5米之外,看不到方向。

那是一个用木头做的四个轱辘的长方型的手推车。满满的一车木头堆得超出车辕半米多高。 

“这么多的木头是怎么拉回来的啊?”我知道近处的山上早就是光秃秃了,只有在很远很远的大山深处才能砍到这些烧柴。

“老师,你快进屋吧,外面冷。”学生们无暇回答我愚蠢的问话,一个个像小大人似的喊着、推着让我进屋。

孩子们把一车的烧柴卸下,不知又从哪又拿出了两个大斧子,开始劈柴。

我不忍心进屋,又在这发威的天老爷面前,不得不缩进屋里。

学生们“噼里啪啦”热火朝天地干了近两个小时,帽子扔到了一边,脑门呼呼冒着热气。我一次次喊着“快进屋暖暖再干!”“不用你们劈了,明天老师自己劈吧。”声音在“噼里啪啦”中苍白得如一股白烟,冻结在空气中。

 

 

学生们的悉心照顾没能抵住病魔的侵袭,我还是患了重感冒,高烧不止。

夜色降临了,我打了退烧针,躺在宿舍里。

想家。

停电了,屋子一下子暗了下来。那年月,几乎每天都要停电一个或两个小时。

懒得起来,躲在黑暗中,把希望寄托在幻想里。调转!离开这个鬼地方是我最大的目标。

在黑暗中,想着光明,是一件不错的事,比点燃烛蜡亮堂多了。想象力在黑暗中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看不到任何的阻力,好似盲人手中挥舞的大刀,把调转路上所有的荆棘统统砍在脚下。

炉中的火没了力气,灰灰地暗淡下去。

我把被子紧紧包裹住滚炀的身体,几乎是缩成一团。

夜更浓了。窗外厚厚的积雪与天空中廖廖的几颗星星对望着。

“咚咚咚。”我听到了敲门声。这是我盼望的声音。

我慌慌地打开门。

是我的学生来了。

手电筒的光芒射透了我这个小小的房间,还有那随着学生们一同钻进来的寒气刹时温暖了这个小小的屋子。

陈国的手中,端着一个大大的盛满白雪的盆。个个小脸、小手冻得痛红。

“老师,您瞧,我们给您摘的红豆!”

“老师,您 吃了病就好了!”

所谓的红豆,是大兴安岭的特产,人们都叫“牙格达”

学名叫红豆越橘。是一种生长在原始深山中的野生果实。红红的,透着光亮,有豆子那么大小,富含多种维生素,吃在嘴里,酸甜,很是爽口。每年七八月份结果。

“哪来的红豆?这个季节到哪去弄红豆?”我问。

“在这呢,我们到深山的红豆树下,在雪里找的!”比红豆还兴奋的声音。

“老师,往盆里倒点水,雪化了,红豆就出来了!”

陈胜小心翼翼地扒开融化的雪水,一颗颗从盆中捡拾着晶莹的红豆。

一颗、二颗、、、足足装满一碗!

“老师,你吃吧,比罐头还好吃呢,真的!”小不点徐少良急切地说。

这是我吃到的世界上最好吃的罐头。

三十年过去了,一直怀念着这“特制”的罐头,一直想再次吃到我的学生们自己“发明”的罐头。多次在超市里买由红豆制作的果汁,可是,怎么也吃不出当年的味。

是的,无论多么先进的工艺也无法酿出当年的味道。那是有大山深处最原始的情、最炽朴的心作主料,还有凛冽的风、厚厚的雪作配料,才能酿出特别的、回味一生的甘甜。

 

       

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

而恰恰是在这寒冷的冬季,我感受到的是最浓烈的温暖。

学校食堂的伙食单调而冷清。

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受到学生家长的邀请,去学生家改善生活。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坐在热炕头上,吃上香喷喷的饺子,或酸菜馅大菜包子,还有那招摇的、难抵诱惑的红白相间的红烧肉、、、。  

大山深处的孩子们纯朴实在,而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大姨、大妈、大伯、大叔们更是朴实得如山上的每一棵树木。

直到这种真诚、温暖、热情烤得我不断找各种理由,拒绝再去添麻烦。

真诚、温暖、热情还在断续。

星期日,学生们从家里送来各种好吃的。

“这是我妈做的小粘饼,可好吃呢,我妈让我给您带来尝尝!”

“老师,这是我爸在山上打的山鸡,我妈给你煲的炀,我妈说,这种炀很有营养,补身子!”

我不得不在班上下令:不许再给我带爸爸妈妈做的饭!各种命令难挡学生的真诚。

又是一个星期日。

我在宿舍里做饭。红红的铁炉上,炖着白菜土豆。

天黑得像酱油。

远远地走廊里传来一阵兴奋的脚步,这是我太熟悉的脚

步了。  

突然,“啪”地一声,像是一个厚重的东西,被狠狠地拌倒了。

传来哭声。

我打开房门,漆黑的走廊借着屋内微弱的光,我看到,班上最小的小个子李少玉被走廊里厚厚的结冰滑倒了,手上捧着的一个大碗也砸在了冰上,一股肉香飘散开来。

“你真笨,你真笨!”

“拿个碗都拿不住?真是笨死了!”

几个学生七嘴八舌责怪起来。

“呜呜——呜呜”哭声由弱到强,由最初的压抑到委屈地放开大哭,小个子一边从地上爬 ,一边试图捧起地上的肉。   

“别哭了,没关系,就当老师吃到了,好不好?”我不知道说什么。

“老师,这是野兔肉,是我们五个一大早到山里趴在雪地里套的  !”

“ 我们趴了一天才套到,都怪你!”责备声。

大山里的孩子们啊,我的这些可爱的学生啊!我该拿什么回报你们呢?

 

 

春天在不经意间走来了。

先来报春的是我宿舍外墙角一颗弱弱的小草。

像是没到日子就急着探出头来的雏鸟。 

嫩绿嫩绿的芽贪婪地四处张望。空气中流淌着绿色的风。

一颗弱弱的小草,就带来的一片春天。

很快,沉睡了一冬的鄂尔古纳河唱起了欢快的歌,一路奔跑染绿了大山的脊梁。

我和学生成了亲密的朋友。

“老师,您不会也像别的老师那样,离开我们吧?”

学生们问的最多的是这样问题。

“不会!”棉花糖般的回答。

学生们欢呼雀跃。

“从打你来到我们这,我们家小二变得可听话了。”

“我们家虎子也变得乖多了。”家长们如是说。

我无法知道,我这个扎着两个山羊“犄角”的小姑娘,能在学生和家长心中产生这样大的热量。

春天,是大兴安岭的防火期。在这期间,禁止上山带火。学校也做出严格规定,老师和学生一律禁止上山。

“老师,你带我们春游,好吗?”

“春游?到哪去?”

“大山里呀,大山可美呢,我们带您去大山里玩,有布谷鸟叫,还有黑嘴松鸡。”

“还有飞龙呢!”七嘴八舌。

“可是,学校规定,不许上山,现在正是防火期,让学校领导知道可就完了。”我犹豫。

“老师,我们谁也不告诉,保证不让校长知道!”像是临上战场前的誓言。

一双双渴求的眼睛挑起了我年轻而贪玩的心。

“好!一言为定!星期天我们就去!”

我们背着铁锅、点火用的桦树皮、各种生的或半生的食物,踏上了去战场的路。

起初还是雄纠纠,气昂昂。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由战士变成了俘虏。

以前学生常说的大山,在我的想象中,越过这座山就是所谓的深处了。

哪想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这些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们,一路兴致盎然,我却索然也茫然。哪里是山的尽头呢?

终于到了孩子们说的目的地。

“你们去找红豆的地方就是这吗?就是到这么远套的野兔吗?”我问。

“老师,我们去的比这远多了,这哪有野兔呀?”

无法想象,我的学生曾在冰冷的寒冬里走了多少的路为我寻找埋在厚厚积雪下的红豆,趴在冰冷的雪地里为我套野兔!”

     我们找一块空地,开始设计游戏方案。

游戏分为敌我两队,也就是学生嘴里所说的好人坏人各一伙。

洪常青、许云峰、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江姐、刘胡兰等英雄是好人团队。

胡汉山、南霸天、黄世仁、徐鹏飞、日本特务横路敬二、大叛徒王连举统统是大坏蛋。

每个学生都担任重要正反人物。没有一个肯当群众演员。

规则是;游戏过程中的逻辑性由学生们自由发挥。游戏最终胜利必须是好人胜利。

战斗开始了。

先是由于叛徒出卖,江姐被捕。江姐牺牲后,洪常青领导大家展开反击,邱少云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肯暴露目标,最后也被熊熊大火烧死了。

凡是学生知晓的英雄人物都纷纷登场,革命者后续有人。

凡是学生记住的大坏蛋也都纷纷亮相。坏蛋绝没有好下场。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可是这是党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声音在大山中回响。

“叭叭”枪响。“江姐”说什么也不肯倒下去。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还是不肯倒下。

“快点,快倒下呀!”坏蛋们一起喊。

“革命的曙光就在前头,你们末日就要到了!”终于倒了下去。

游戏进行到最后,进行不下去了。

原因是,规则中好人必须获胜,可是,好人都牺牲了,这胜利果实怎么样才能取得呢?无论怎么样动脑筋,学生们再也找不出来逻辑性了。

而大坏蛋们还剩下几个,也找不到死法了。

“为什么你们都让英雄死去了?”我问。

“只有死了,才是英雄!”

“只有死了,才壮烈!”

“那怎么办?人都死了,怎么样夺取胜利?”

“老师,您当双枪老太婆吧!只有双枪老太婆没牺牲”

“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们胜了!”“革命者”开始耍赖。

游戏在学生们的一片欢呼声中结束。

晚霜为大山披上了红衣,布谷鸟收起了歌喉。顶着落日的余晖,学生们一路高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大山脚下静悄悄、、”踏歌山下,天色已暗。

同宿舍的老师一听说我带着学生去山里了,吓白了脸。“你疯了?你要不要饭碗了?”

“你的学生王亮的爸爸是咱们校长,你知道不?你

呀?”

“天哪!是吗?”

“谷丽的妈妈是咱们教导处主任!你要不要命了?”

“天哪!天哪!”

我直有叫天的份了。

第二天,风平浪静。第三天,依旧。

半个月,一个月,没有波浪。

对于林区来说,防火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工作。

春季防火期结束,学校召开防火总结大会。

“今年防火,我们学校没有一起私自上山砍柴、上山游玩的案件!”校长铿锵的声音。

我知道,直到今天,这些小小的孩子们,一直为我保守着这个秘密,坚守着他们的承诺!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从初一代的这个班,毕业了。

学生的命运在这毕业时刻有了分水岭。

有的学生升入高中,继续求学。

有的学生考上了中专。还有一些考上了技校。

学生们各奔东西。

赵小荣结婚了。

刚满十八岁。嫁给了一个比她大近二十岁的老男人。父母包办。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阵心痛。

无法想象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如何接受这样的现实。

我找到她的家。

迎接我的是院子当中瘦瘦的老黄狗狂吠着露出狰狞的眼。我在心里闪过那个老男人的脸。那个像贼一样偷走我学生赵小荣青春年华的老男人!

事实上,我根本没见过这个人。

小荣的哥哥从屋里迎了出来。他从小患小儿麻痹,拄拐。他和妹妹同在我的班里。

“老师,您怎么来了?”

“我想见见小荣!”

“她不在家,嫁到很远的地方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嫁?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嫁?嫁给一个老男人?”吼声。我早已按捺不住愤怒了。

无语。

我走进屋内。左边炕上躺着一个年轻的老者——小荣的父亲。他是一名伐木工人,一条腿被树砸断了。再往里看,炕角,还躺着一个老人——小荣的奶奶。脑血栓瘫痪。

父亲眼角流着泪,看着房顶。奶奶看着我,说不出话来。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出小荣的家。我没有能力去帮助这

一家人。我同他们一样,除了沉默,什么也做不了。

 

 

初秋是大兴安岭最美的季节。远远望去,满山遍野铺满了各种小花,退去了春天的羞涩和夏日的矜持,狂野地盛开。红的像火,黄的像金,蓝色的像宝石,紫色的像葡萄。还有各种色彩调合在一起不可言说的颜色。一层层,由低往高,由近及远,层次鲜明,错落有栉。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的味道。鄂尔古纳河像是一张诺大的水上画布,把山的美丽照单全收,又激情弹奏着大山交响乐,一路流淌着动听的旋律。 

山是跳跃的,水是灵性的 

呼伦贝尔盟教育局发来了喜电,祝贺我校初三学生在全国英语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有五名学生参加竞赛,三名学生获奖。分别是第一名,第三名和第四名!

是我的学生!我教的学生!

自豪和骄傲在心里汹涌。

我从初一代这个班,从ABC开始,课上课下,费了多少心血,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三年,1000多个外晚自习,我守在教室,陪在学生身边,为他们讲解英语语法,强化口语训练、做大量习题。

王延庆是一个聪明早熟很有个性的孩子。从小患严重的小儿麻痹症,双脚残疾,拄双拐。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去我宿舍,让我单独给他“上小灶”。有时遇到其他的孩子也在我宿舍,他仿佛没见到,只管各顾各问这问那。遇到我有事要出去办,他也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前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依旧在我宿舍里,纹丝不动。直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奥赛”通知下来后,校长决定由我带着五名学生去呼伦贝尔市参加竞赛。

站在拥挤的站台,看着人山人海的人流,我不知道从哪个车厢才能把我的五个学生带上车。

人太多了。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人。我也真是纳闷儿,地球上怎么这么多人偏偏和我同一天出门?同一天挤车?这就叫不约而同?不邀而至?不谋而合?还是不胜荣幸? 

我全然没有了淑女的风范,像是一只疯狂的老母鸡,而我的五个学生就是我拥在腋下的五个小鸡雏!我两只手紧紧抵住车厢门的两侧,让手拄双拐的我的学生王延庆先从我的腋下爬上车,后面的人流不断地拥向我,我拚了全力,死死把住车门。接下来,我的另外四名学生也纷纷爬上车。

我轻轻喘了口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接下来是找座位。

“同志,麻烦您让一下,让这个孩子搭个边座下!”不情愿地挪挪身子。

“大娘,您再往里面挤挤。”“麻烦您了,谢谢了!”

我的五个学生都搭上了边,坐了下来。

我站在他们旁边,有胜利者的神情。

几个小时的路程,到达了呼伦贝尔市。 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关园,看什么都新鲜。

小时候,老师留作业,造句总是不合逻辑。如果此时,我一定会得个百分。“呼伦贝尔车水马龙”、“呼伦贝尔熙熙攘攘”、“呼伦贝尔眼花缭乱”、、、哈哈。最可笑的是我找不到北了。带着五个学生,其中还有一个拄着双拐的学生,在街上乱串,先找到一家小旅店,放下行李,安顿下来。然后又去找考场、、、第二天送学生走进考场,重复着颠三倒四充满矛盾的车轱辘话:“别紧张,好好看题,考不好也没关系,只要尽力!”“千万别马虎,我们来一趟真不容易,必须考出好成绩,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秋风带着余夏的温暖,掠过我的脸颊、头发、还有我那颗青春的心。

 

 

“老师,赵艳早恋了!”  赵艳曾是我任班级的班长,是我眼里最听话的好孩子。

长长的睫毛,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我常常在星期天去她家玩。她家境很富裕,父亲是林业局的一个领导,只有这一个孩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无论如何,我想不到,刚刚步入高一读书的赵艳,竟然早恋了。

“赵艳,今天放学到我宿舍来,我有事要问你。”一大早,我来到她的班。

晚上放学后,她如约来到我的宿舍。

“你知道我因为什么事情要找你吗?”

“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能这样做?”我实在找不出恰当的字眼。更是不想提及一个“恋”字。潜意识中,希望这是同学之间纯洁的友谊。

“老师,您知道吗?我是我父母要来的孩子?”

我无语。

“我是要来的,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是谁?”

“可是,这与你过早涉入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忍说出那个“恋”字。

“我需要爱!”

“你的父母没给你爱吗?他们不爱你吗?你和同学们比比,你缺少爱吗?”一股怒火烧起来。

“你是在找借口!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的心里下着雨。

眼泪在赵艳眼里打着转,却露出倔强的光。

沉默。长时间沉默。

我突然感到我的教育能力如此低下,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出现的问题,我竟是束手无策。

只有气愤。

“如果你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就找你父亲谈谈,我要把你的表现,向你父亲汇报,我不能任你这样下去,会影响学习的。”

“随您吧。我不怕。”爱情真是伟大,这样一个乖乖女有爱做后盾,说出的话噎得我喘不上气。

我是无力的。我知道,我不可能去向一个一直以自己女儿为自豪的父亲去说三道四。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个父亲震惊、失望而又沧桑的脸。我在强大青春期面前狼狈逃遁。

唯一的一点儿希望就是,去找那个男孩子。眼前又出现一缕曙光。

“你是于学军吗?”“我是赵艳以前的班主任,也是她的姐姐吧。”自我介绍显得那样无精打采。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是真的吗?”这是一个比赵艳高二年级的高三学生,正在迎接高考。高高的个头,帅帅的模样。穿着一件军黄色的上衣,一张青春的脸。

“是真的,怎么了?与您有关系吗?”尊重中透着尊严。“有关系,她是我教过的学生,我不能让她早恋,这样

会影响学习的。”

“您怎么知道就能影响学习,说不定会促进学习呢。再说了,我们都超过18岁了,我们有自己的权力,您没有权力干涉,就是父母也没有权力!”

天哪,真是要反天了。

“您没恋爱过吧?”

突如其来的问话。我没料到一个学生能用这样的语气和老师对话。没有丝毫准备。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对这样一个男孩子,我更是没有办法。

无奈地顺其自然吧。

在以后的二年里,我几乎与赵艳没有太多的联系。也许是她也备战高考,也许是不再好意思见我。总之,渐渐失去了联系。

后来,我听说,这个男孩子考上了内蒙的一所大学,而赵艳连续二年参加高考,都落考了。再后来,赵艳一家搬到了秦皇岛,没了音信。

近几年,我托人四外打听她的消息,听说她的日子过得很不好,父母已经去世,自己嫁给了一个工人,她没有工作,开了一个小书店维持生计。

我无从得知,当年的这段早恋给她心灵带来的是甜蜜还是苦涩?岁月如流,她今年也有四十岁了。只是,在我内心,多么盼望有一天再能见见这个有着一双水盈盈大眼睛的漂亮女孩!能否还能透过岁月的浮尘再找回她当年青春的影子?

 

 

光阴似箭。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青春的血液已和大山的每一条血脉融在了一起,一同汇入了这激情澎湃的鄂尔古纳河。 

温暖融化了我曾经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念头。

一个扎着一对“羊犄角”辫子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

和爱人两地生活,休完产假,只身抱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回到了大山里。找不到照顾孩子的保姆。

“把孩子抱这来,我帮你带!”学生孙玲的妈妈,一个慈祥母亲真诚的声音。

从此,每天清晨,孙玲自行车的后座上增加了一对母子的重量。从我租住的家到孙玲的家,有六、七里多的路程,接我和孩子,风雪不误。

从此,每天黄昏,孙玲的哥哥,一个没结婚的大小伙子的后背上,用粗布绦子横七竖八地裹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行走在夕阳西下的大山脚下。

孩子生病了,深更半夜电话喊醒了熟睡中的李老师一家,就像是听到了冲锋号,全家齐刷刷起床,一路小跑,奔赴战场,挂号、找医生,送饭、、、一套程序下来,直把黑夜送走,曙光来到。

点点滴滴的生活碎片,像这波光粼粼的河水,一直荡漾在我的心头。

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至今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这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十年光阴镌刻出的感情天高地厚!

山高水长我无力报答!

每月30多元钱的工资,不够我养家糊口,何以抽条慰藉他人?

于是,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我买了四只刚出壳的小公鹅,盘算着,养上一年,肥肥胖胖的,春节前,杀了送人,表表心意。

这四个小东西嫩黄嫩黄的绒毛,真是漂亮极了。我把四只小雏鹅放在一个纸箱里,用厚厚的棉花铺底,每天蒸一碗小米饭喂它们。没过多久,纸箱就装不下了,一碗小米饭也不够它们吃了。我在院内精心为它们搭了一个鹅棚,比我住的房子还好。每天下班,吃过晚饭,我就背着儿子,赶着鹅,去家后面的山坡上放鹅,看着他们尽情在小河里洗澡嬉戏,顺便我还采回了第二天的野菜。小鹅渐渐长成了大鹅,那象征性别特征的鹅冠高高耸着,为了和别人家的鹅区别开,我在这四只鹅的脑门上分别图上了红绿黄蓝四种颜色,在众多的鹅群当中我的鹅格外漂亮。雪白雪白的鹅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亮光。每天黄昏,他们骄傲地昂着头陪伴我和儿子一同到山坡上散步,饱餐后雄赳赳的回来,儿子也常常用胖乎乎的小手抚摸它们并依依呀呀的和它们聊天。我早晨上班时,它们齐刷刷地站成一排目送我,下班后它们又引颈高歌迎接我。

天有不测风云,是在一个晚上,一个狂风怒吼,大雨倾盆的夜晚,我的四只鹅不见了。我当时躲在屋子里望着窗外的大雨,突然意识到没听见鹅的叫声。我不够一切的冲进雨中趟着没膝的雨水出去找。我找遍了鹅鹏,院前屋后,我又去通往山坡的道上,我声声的呼唤着,然而,我再也没有听到鹅的叫声。

我的鹅真的不见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四只白胖胖的大鹅早已不知化作何物飘落何方,但我却时常怀念它们。它们曾是我那段岁月里的一道色彩,一种希望。有时一闭上眼睛满脑子就是活蹦乱跳的生灵。它们成了我心上隐隐的痛。从此,我深知无论是鸡,鹅,猫狗,都是吸吮感情的。所以,几年来常有朋友送我一些猫、狗,我都拒绝了。我对豢养小生灵谨慎到了近乎惧怕的程度,就像面对真情一样。我懂得了在真爱后面更应有的忍耐、包容、责任、还有缘聚缘散的无奈。

只是这么多年来,我想也想不明白,鹅的水性那么好,一场大雨怎么就能冲散呢?怎么能冲散这段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或者这是最好的离开方式吗?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大潮从城市涌向乡村,从星星之火燎原到祖国大江南北,一路澎湃,巨浪翻腾,淹没了这座寂静安详的大山。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山里人,自然想到了最直接取钱之道的是向大山伸手。大山外面见过世面的人,也把一双双腥红而贪婪目光投向了这个被称为“绿色宝库”的银行。当年八国联军预取大清时曾流着口水,窥视了很久,密谋很久,寻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毕竟不是一家人,隔江跨海,到别人家中取东西,总难脱强盗之嫌。如今,性质不同,都是华夏之孙,一母同胞,自家人,用不着客气。于是,每天大街上,南来北往的运木头的车,呼啸而过,掀起一片尘土飞扬,碾碎了山里人的梦想。

课余时间给学生辅导功课的老师,也向学生伸出了手,爱钱没商量。

我实在无法想象,如何能做到把手伸向学生时而脸不变色心不跳?

“老师,数学老师在家办辅导班,让我们报名。”

“数学老师说,必须参加,否则成绩考不好,给班级分,自己要负责任!”

“你们根据自己情况吧,如果觉得能跟得上功课,不参加也没关系。”我幽幽地像是自言自语。

没想到,就是这句话,惹来了一场大风波。

第二天放学时,数学老师怒气汹汹地冲到我面前,“你凭什么不让学生参加我的辅导班?你安的什么心?你是看我挣钱,你眼红了吧?”一个我眼中和和善善、宽厚大度的兄长涨红着脸吼叫。

委屈而惆怅。

无限制的开采,吮干了大山母亲丰腴的乳房。

大山老了。就像是我们的父辈,步履蹒跚、满目凄凉。不再有林木葱葱,鸟语花香。

不再有松鼠嬉戏,飞龙翱翔。

那么,我的青春呢?我年轻的生命流淌过的青春,我寄

寓了无限深情的大山,只剩下眼前的道道疮疤?

那么,那飘荡在大山上空开心的笑声呢?是否还会有清脆的回响?

还有,那些美丽的故事,能否还会在大山里发芽开花?

在“撒尿冻一半”的寒冷冬天,那些可爱的学生趴在厚厚的积雪里,在漆黑的夜晚,守着一份纯朴,只为让他们的老师能吃上他们亲手套的野兔,尝尝这山珍美味佳肴。

他们冻得痛红的小手,扒开一层层积雪,一粒粒捡拾埋在雪里的“牙格达”,只为他们生病的老师早日安康。

大山啊,贫瘠而苍老的大山,能否还会续写动人的篇章?

学生的父辈已经一年多开不出工资了。

国家三令五申强调不许拖欠教师工资,可是,我们这些老师也将近一年没有薪水了。

山里的人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可是森林没有了。

孩子们同父辈们走出大山,寻找生存的方向。

老师们纷纷调走,离开了大山的哺养。

我离开那天,是一个苍凉的午后。我从大山脚下,步行走到车站,走了近三个多小时,那是一段漫长的路。到达车站时,已是暮色黄昏。我站在站台上,回路望着走过的路。

浅浅的一轮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莹白得没有血色。月亮下面,是通往山里的路,我满怀忧伤地看着那条路。路是蜿蜒曲折着向上的。我登等候多时的列车,奔向我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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