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万善

“韩日合并”后，面临着国家与民族存亡危机的热血青年几乎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抗争。然而，面对日本鬼子日益残酷的镇压，爱国志士金京国也只好在1914年，带妻子儿女，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朝鲜民族有“长子先行孝的传统，他不能守在父母身边，属于大不敬、大不孝，因而，他只好把自己的长子留在朝鲜，留在爷爷身边。

 金京国一家四口越过图们江来到桓仁县后，在那里从事着农耕生活。也不知过了多久，朝鲜来信说父亲病重，于是他又匆匆率领家眷回到故乡。父亲大概思子心切，见儿子回来了，病也好了。正赶上 “三一”运动，金京国义愤填膺，一把火烧了警署，重新率领家眷返回中国。

 他们过江后在集安县落脚。1919—1922年间，金京国在通化、柳河、磐石一带开拓了三个县的农场，并在那里成立了学校。金京国在柳河兴办新型学校结识了好多知名的爱国人士。

 金京国四子金子善回忆他家后来在中国的遭遇时说：后来，我的父母从磐石县的烟筒山去往北满的巴彦县西集镇的途中生下了我，那就是1923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巴彦回去的还有两家人，我们的行李都装在一辆车上，可是，我们和那两家走散了。等我们到了巴彦县的时候几乎是裸身。母亲生下了我，一家人再也无法前行，只好在西集镇借住了一间空房。夜里，母亲在既没有被褥也没有烧火的土炕上仰躺着，把我放在她的肚子上面，用腹部体温给我取暖。等到了白天，又把我放在她的怀里我才免被冻死。

 我出生后，父亲想把我的户口落到中华民国的户籍上，但是伪满洲国成立后，不允许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

 第二年春天我们搬家去了通河县，在西北河一带种地，一到冬天我们就搬回到通河县城居住。通河有一所名叫阳进的小学校，父亲是那所学校的校监。从我出生起直到上小学，全家人一直过着迁徙生活，春暖花开就去乡下耕田种地，秋收后再回到县城。我小学毕业时，二哥在哈尔滨三中读书勤工俭学。1928年哈尔滨爆发了“五一”大罢工，二哥也参加了并和军警冲突。他遭到拘留，消息传到家里，父母很是着急，只好举家来到了哈尔滨。

  从此我家进入到扶持哥哥们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的新阶段。二哥获释后，成了职业革命者，他在太古街租了个房子。太古街位于哈尔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地处江南大堤下，而江南大堤的上方则坐落着极乐寺和俄罗斯公墓。我家是独门独院，我们用一间，剩下的一间供二哥及其朋友们使用。父母扶持哥哥的革命工作，也帮哥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城里生活，家庭收入是个困难问题，于是父母决定春天去正阳河种地。二哥和他的朋友们也和我们一起去了正阳河。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哈尔滨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当时有很多朝鲜人去了所谓避难所，我家没去，还是住在出租房里。打鬼子的马占山部队来过我家，要借马借粮，我们给了一些稻子，但由于军马不吃稻子，他们又送了回来。我在十六道街中国人小学校读书，由于跟不上中文，我不得不辍学。那年，松花江下游一带已被洪水全部淹没，朝鲜农民遭受了严重的灾害。当时有数以万计灾民挤到哈尔滨。然而，哈尔滨也洪水泛滥，几乎一半的城市都被淹没了。我家被洪水吞噬，不得不避难到坡上的南江极乐寺里。

 后来政府在马家沟盖建了板房收容难民，这些难民虽然在那里度过了夏天和秋天，却无法度过凛冽寒冬，因此政府只好又发放一些救济金，解散了难民。我们家也从十六道街来到十八道街，同十几户人家一起合租同一个院子。

 1933年在珠河县河东村成立了大农场，于是有很多难民迁往那里。我家也迁到该农场的12楔。我的几个哥哥都参加了抗日组织，离开了家。后来，益善哥哥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被杀害。

 我大哥金孝林于1929年去了上海，接受组织的命令去19路军报到（蔡廷锴的部队），当上了骑马海岸巡查兵，后在上海事变中受伤，伤愈后组织又派他去往哈尔滨。但由于东北地区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当地组织深遭破坏，因而无法取得联系，他努力寻找没有结果，只好在珠河县河东农场从事农耕。

 直到1945年初，我大哥才如愿以偿，他加入了独立同盟军。抗战刚一结束，大哥就担任了朝鲜独立同盟珠河支部书记；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成立，他又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副中队长。

 我共有六个兄妹，都从移民的艰辛中熬到了解放，改革开放后，也过上了好日子，但流离失所的那段生活经历，却怎么也忘不了。

 摘自《中国朝鲜族百年实录》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