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的故乡是韩国庆尚南道梁山郡院东面的大理。我的祖父、祖母和父母在那里以种地为生，从韩国一道移民到中国的有爷爷和奶奶、爸爸、叔叔、姑母等。我们初次揭开行囊的地方是辽宁开原市八棵树何家村。

    当时的东北和韩国一样都被日本人侵占着。朝鲜人听说中国的东北地方地广人稀，地大物博，被日本人压榨和掠夺下破产的农民便都踏上移民之路。但事与愿违，天下老鸹一般黑，都是日本人天下到哪都不得安宁，我家没法子又回到韩国，但这回没到故乡梁山郡，一家人去了大邱安家落户。

    两个姑母和爸妈一起在那里生活一年，怨天怨地碰上灾年颗粒无收，一贫如洗，赤手空拳的一家人更是吃不饱，穿不暖，吃糠咽菜，没法过日子。于是，又回到辽宁开原市的八棵树何家村。父母在那里又过了一年，种地收成也不好，再次打算打起背包回头渡过鸭绿江，回到父母兄弟健在的韩国大邱。但这回又误算了，正好遇到“九一八”事变，都准备好了，却没能回去，只好留在中国。

    我们在叫天子铺山的地方迎接日本人投降。当时在汉族屯里有四户朝鲜族，我去八棵树小学上学要过一条河，父母觉得我岁数小不安全，为了我上学方便就搬到八棵树去住。父母在当地买田种地。

    1956年，举国上下开始掀起合作化运动，父母一看此运动一切东西都归集体所有，他没法理解所以又搬迁到原先我念书之前住的天子铺山。此地位于辽河河畔，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水源充沛，是种地的绝佳之地。还有个叫十家堡的村子，好多朝鲜人聚居在那里，过着衣食无忧，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自在的日子，日食三餐，夜眠七尺。

    但是仅过了两年，父母说此地太潮，水量又大，在没有水靴子的年代，种地是很艰苦的一种差事，父母又举家搬到金沟子乡贺家村当水田技术员。当时在那里没有朝鲜人，还没有开垦水田。汉族人又对水稻耕种不太熟悉，所以让父亲过来跟他们一起开水田。当时需要几个正儿八经的技术员，父亲曾经在韩国和东北辗转多地试种水稻颇有经验，所以欣然应允了。父亲在那里帮助汉族同胞挖水渠开垦荒地，修拦河坝试种水稻。在这个村只有四户朝鲜族农户，但是，遇到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填不饱肚皮。1960年，父母商量，为让孩子们吃饱饭搬迁到海龙县。在此地待了一年，又来到一个叫红旗三队的地方。当时那地方有很多朝鲜人聚集在一起，五个生产小队，200多户，是一个很大的朝鲜族部落。我上中学寄宿在学校里，放假时回趟家。到那里生活也是亳无起色，我们仍吃不饱。那年冬，我们家搬到开原县三家子，可是，过了两年后，听说在开原县开发水田，又重新回到原来我们生活过的开原县八里桥的那个地方。

    至20世纪60年代为止，我家曾经在东北各地如浮萍转蓬一般搬来搬去，30余年辗转不知多少地方，平均一两年换一个地方，像走江湖那么容易、轻率、频繁，现在想起来足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

    我们到八里桥生活到现在。60年代中期，全国号召“以粮为纲”。逐水而居的朝鲜族农民会聚到八里桥开发水田。之前，几户朝鲜族试种水稻。但是，后来一下子猛增至90多户。原来有一个汉族生产大队，朝鲜族生产队归其所属。那时，我体弱多病，不是种地的料。我的父亲凭着游辞浮说，齐东野语，在东北不知辗转多少个地方。我家就是凭借捕风捉影游离在异国他乡的朝鲜族的典型代表。移动在聚落形成的不同村子之间，到处放浪行走。所以，汉族同胞说我们只要背架上装上家什就可以搬走。我们的移动生活与吉普赛人没两样，犹如神差鬼使说走就走，四海为家，浪迹天涯。

(摘自《中国朝鲜族百年实录》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