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全罗南道潭阳郡潭阳邑。父亲郑风柱是一位老篾工，他在家里制作一些篦子等竹制品拿到市场去卖，以此来维持我们一大家子的生计。

    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加重，篾工们的生活日趋艰难。竹制品公司下放的贷款利息日趋上涨，而竹制品的价格日渐跌落，因此像我们这样以贷款开发竹制品手工业的人家的生活也日趋一日暗淡无比。父亲认为在这里将会饿死，而带了满洲将会被强盗打死，然而与其说在这里等着饿死不如到满洲那个地大物博的地方，做一个哪怕是只活一天的饱死鬼。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那就是率家移民满洲。

    1937年2月中旬，我们在居住于济州岛摩瑟浦的舅舅张基栋家停留两天后起身去了满洲。我家到达奉天站（沈阳）的时候是3月中旬，这里还残留着冬季的寒韵，没到早晚还颇有寒冷的气息。那是1937年，正式发生了事变的那一年，因此奉天火车站，到处都能看见日本军人。父亲下火车后让大哥去打听去西塔的路。那时只有16岁的大哥读了几年小学课程，算是会说两句日本话，再则他是七兄弟中的长兄，因而不管大事小事，父亲都愿和大哥商量。穿着厚厚棉衣的中国人给我们指了去西塔的路。西塔在从奉天向西大约相隔两公里的地方，是奉天城里的一个居民区，朝鲜人很久以前就开始聚居在这里。我们到那时，西塔一带居住着近千户朝鲜人。于是，那里的朝鲜人对父亲说篾工生意不好做，劝父亲返回朝鲜。可是父亲是为了躲债才离开家乡到这里的，他没有回头路了。父亲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来自营口的同胞对父亲说做几个小时火车就到了一个叫营口的地方，那时一个海边城市。那里有一条辽河，辽河边上有个朝鲜人的农场，是日本满拓公司开发的，他们召集了数百户朝鲜农户，在农场里种水稻。你们到那里或许有点活下去的希望。

听了那个同胞的一番话后，其母决定去营口农场闯一闯，于是我们搭上了去营口的火车。当时我家共有九口人，到了营口下了火车，又在渡口坐船过了辽河。辽河北岸有个叫盘山的小县城，在那广袤的黄土平原上建盖的低矮房屋个个都像火柴盒，又扁又平。屋顶也是扁平的，屋顶上面只抹了一层泥巴，墙壁也像是用黄泥巴堆砌起来的。偶尔也还能看到砖瓦房，但可能是由于每年春天刮来的风，砖瓦上都敷上了一层黄土，因而纳西而房子也很像用泥土堆起来的。我们按照那年轻人“辽河北岸有铁路”的嘱咐，首先找到了铁路。顺着铁路朝东走了十多里路后，开始出现朝鲜人住的村子，从那里开始就是营口农场。

    一家人在小溪边小憩的时候，一个背背架的老人从溪边路过，一看就是朝鲜人，老人也驻足眼盯着母亲说有些面熟，老人指点，前面不远就是营口农场一区，说他住在三区，说完老人走了。父亲领我们一家人走进了第一区。没想到，这一进，我们就等于进入了幸运之门。那家主任听了我家情况后非常同情我们的处境说，他们家有爷俩，是个跑腿子家，妻子早年去世，家里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儿子，没有女人做家务屋里糟蹋的不像样子。俗话说：寡妇家银子三斗，跑腿子家虱子三斗，他们家里只有煮饭吃的一口锅和几个豁了口的破碗，除此之外一无所有。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在那好心人家饱饱吃了一顿饭。好心人非常喜欢我们兄弟姐妹，甚至还要我大姐说做他的儿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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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家住下了。但是，第二天一大早，来了个陌生的年轻人，他说他是第三区金氏老人的儿子，他说父亲昨天去赶集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从朝鲜找到这里来的一家子人，父亲感到面熟，回家仔细一想，想起来原来是他们亲戚。老人派儿子来请我们一家人到他家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金氏老人的妻子是我母亲的表姐。只是多年没有来往。俩姐妹相见，又是在异国他乡，当然热泪涟涟。我们家因亲情之缘住进了金氏老人家。可是父亲母亲明显感到，他家的生活也属于贫穷那类，刚搬来三年，才打好农耕基础。父亲决定，不能在亲戚家白吃白住。在金老人的帮助下，另租了房子，决定自谋生路。于是，父亲和大哥去给人家当长工；大姐和二姐给人家看孩子；母亲虽说那时怀了孕挺着个大肚子，但也想挣几个钱儿。于是她拿点篦子、朝鲜染料等物品游街叫卖二姐在姓朴的有钱人家看孩子兼做杂务，她在厨房的时候经常把这一家人吃剩下的锅巴等十五瞒着他们拿出来，偷偷地给二哥，有一天被这家女主人发现，于是还不到12岁的二姐挨了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来。父亲想要给二姐重新找活做，但由于她那“因偷了东西被赶出来”的恶名已经传遍了河东，谁家都不肯收用。直到有一天，永兴小学校长宋在原把二姐收为义女领走了。两家契文上规定，不发给二姐工钱，只负责二姐的吃穿住。因为宋在原先生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他们很有礼貌，讲义礼，进而他们不反对把家里吃剩下的饭菜或锅巴拿出来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吃，那时我饿了市场也跑到二姐那儿要点吃的。

    1938年冬天，宋在原先生被调到北满滨江省珠河县河东村小学去了。那里离这儿很远很远，光火车也要坐三天三夜。珠河县的河东农场也是营口的永兴农场一样，是“满拓”经营的农场之一，那里也有近千户朝鲜人居住。当然二姐也跟着宋先生去了北满，走的时候宋在原先生答应我们，如果在河东住得好，也把我家领走。

    1939年初，宋先生来信了。信中说，河东地多、日子好过，让我们速来。宋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们，河东不像营口，那里不是盐碱地，所以庄稼长势好，加上那里的“农保会”也收新户。父亲看完信，决定把全家搬到河东农场。

    1939年2月，我们家乘车到奉天，过哈尔滨，又坐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傍晚的时候我们到了珠河车站。宋在原先生的弟弟宋人原和二姐来火车站接我们，坐上了马车一直做到河东村。

    河东坐落在距离珠河县20多里的地方。珠河虽说是县城，又是滨绥线的交通要地，但市区里挺脏乱。这里的房子是用黑色的砖瓦结构或土坯结构改成的，所以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感。

    满拓把移民到这里来的朝鲜人农民按照每四五十户为单位成立村屯，建立了“楔”。我们刚搬去的时候这里就已经产生了20多个楔，村子的名称也按照楔的顺序喊作一楔、二楔……把守最西边的屯子是第一楔，把守最东边的屯子是第二十二楔，两头相隔的距离足有几十里地；占守中央的是第十一楔，村公所和满拓派出所机构“兴农会”驻扎在这里，于是十一楔正是河东的中心去；这里唯一的教育机构河东小学也坐落在这里。我家住进了第九楔。

    第九楔有30多户农家，坐落在距离第十一楔相隔一公里的地方，村头流淌着一条灌溉用的大水干线。水干线对面有一个并不大的中国人村子。满拓为了灌溉数千丁堡的水田在南山脚下挖了一道长达数十里的河道，把蚂蚁河的丰富水源引到河东平原上来了。水干线的水源在远堡镇附近被大闸门所控制。每到春天开打闸门的时候河东农民就祭拜祈求，赐予他们获得大丰收。我们的村头有一座无名大山，这里的人把它叫做前山。前山并不太高，但人们每到春夏季节上山挖山菜，到了秋冬季节去砍烧柴或搂一些树叶当柴烧着。由于河东村的四面围了山所以风少阳光充足，特别是由于水利灌溉设施很好，加上可随意调控水源，因而这里终年旱涝保收。所以哪怕是杂粮也把能够吃个饱。每到秋季，这里的人们为了口粮吃得更长一些，到临近汉族村屯用大米兑换一些如高粱米、小米、玉米一类的杂粮。北满乡下溪流上河鱼也很多，因为这里是开垦不久的地方，因为无论是在江河与水干线还是荷花池，就连烂泥塘里都有很多像泥鳅一类的鱼。因为中国人嫌弃吃泥鳅鱼，所以一到秋天我们就在沟里下亮子，把捉到的泥鳅鱼晾干，如果勤奋一点，一麻袋鱼干应该不成问题。1939年春天我上河东小学一年级了。生活有了着落，大哥也弃农上学了，于是我们每天早晨都沿着大水干线徒步上学去。

    1941年大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宋在原先生转到朝鲜去了，二姐回家来了。宋在原先生常对二姐说“要想成为人上人，首先就要努力读书”，他供二姐读书到小学毕业。我们搬来河东的时候，大哥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了，但由于宋先生的劝慰，他也在河东学校补习班读了两年职业教育课程。大哥毕业经过考试当上了小学教员。

（摘自《中国朝鲜族百年实录》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