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进步报纸

──《民声报》

李凤求

《民声报》是本世纪20年代，在东北地区唯一的中国人办的汉、朝文合璧的进步报纸。该报纸代表民意，以反映民之呼声为旨意，取名为《民声报》。它在诞生后，代表民意，发扬了革命性、战斗性，敢于同日本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作斗争，故而被广大人民称为“民之喉舌”、“国之干城”。

《民声报》诞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延边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面侵略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于1905年12月22日，胁迫清廷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条约》及《附约》，把我国东北东南部(含延边)划归它的势力范围。它们于1907年侵入延边，占领了龙井村，并在龙井村以保护韩侨为名，同年8月23日设立了“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1909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图们江中朝界务条款》(即间岛协约)，取得了在龙井村、局子街等地，开商埠地以及修筑由吉林省会至朝鲜会宁的铁路、领事听审等特权。撤消了“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设立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管辖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当时归属予奉天省)等县。并在龙井村开办学校，发行日文报纸，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操纵金融，输入资本，扩大贸易，掠夺原料。

1927年7月，以太上皇自居而为所欲为的日本官方唆使日本商人，抗拒缴延吉道属海关奉令征收的进口货物《二、五》附加税，我海关按有关条款规定不交税货物不能出库，于是日本商人捣毁我海关仓库，公然强抢货物。这种无视我国法令的非法行为激起了延吉道各县人民的义愤，举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修筑吉会铁路”、“取消日帝在延边的各种特权”、“争取关税自主”等口号。另一方面，在进步人士的倡议下，公举关俊彦、倪华山、姜渭清、孙善堂为代表，向日方据理交涉，迫使日商认错，赔礼道歉，补缴税款，赔偿一切损失。这一斗争胜利后，“延边农工商学公民联合会”的爱国进步人士，为迅速唤醒广大民众，驱逐日帝，维护主权，伸张正义，反抗压迫和剥削，自发地筹办了《民声报》。

1927年夏，由延吉、和龙两县人士，主要是由和龙县教育局局长关俊彦、龙井村电话局局长(一说茂森林业公司经理)方芷涵等人为首倡议，在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和龙井村的教育界、工商界的爱国人士赞助下，经过广泛募捐，筹集基金，自购印刷器材，在龙井村新安街(现龙井镇民声街)设立了报社，《民声报》于1928年1月正式出刊。

《民声报》社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从四个县和龙井村选出的40人组成的“报务委员会”。报社组织机构有社长、经理，下设编辑部、营业部、印刷厂。“报务委员会，公推延吉县商会会长姜渭清为委员长(一说延吉县财务处主任曾芳久任董事会董事长)，和龙县教育局局长关俊彦为报社社长，龙井村电话局局长方芷涵任经理。委员长、社长、经理都是兼职，报社均不支付薪金。根据周东郊记载：报社初期“社长是从天津聘请来的安徽人安怀音”。编辑部汉文版总编由安怀音兼任，他负责主持国内外要闻和社论编选。安是国民党中间人物，因在报社进步力量面前自己的主张站不住脚，他干了不长时问就辞职了，于1928年离开龙井返回天津。在安怀音离开龙井后，苏稚园(苏子元)代理过一个时期的总编。编辑周东郊主编省内和地方新闻及文艺版。汉文版编辑中还有孙佐民，校对李别天。朝文版总编是尹和洙，编辑有两名。还有译员一名，叫郑快儿。共有员工60名。其中汉族、朝鲜族各占一半。

《民声报》日出汉、朝鲜文合璧的大张，共四个版面。其第一、二版和第三版的前版面为汉文版；第三版的后版面和第四版为朝文版。当时，《民声报》主要以广告费为主要营业收入，因此，在四个版面中，广告占去近一版。周日休刊。日发行量约有3000份左右。其份数虽不多但影响面较广，尤其是在朝鲜族居民中，从而打破了日本人操纵主办的《间岛日报》在龙井村与舆论界中一言堂的局面。

安怀音辞职返回天津后，周东郊(中共龙井村支部书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请示中共满洲省委派人来。省委立即派共产党员孙佐民、李别天来到龙井村。经周东郊的介绍苏稚园任总编，孙佐民任编辑，李别天在报社做校对工作。这样，从总编到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民声报》也可称为地下共产党的“公开报纸”，而报社则成了不久后成立的中共延边地区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摇篮。

《民声报》的办报宗旨是外拒敌寇，内挞奸反。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饱满的激情，敢于向黑暗势力宣战，如同强劲的东风，驱散着天空的乌云，像报晓的钟声，唤醒沉睡的大地。正如它创刊不久，刊出的一副令人注目的木刻画，在全副黑底儿上镂出一口大钟，从钟口荡出线条似的层层声浪，下面大书“自由的钟声，震醒了黑暗的东北”。接着登载革命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齐欢唱……”。这支歌曲迅速地传播到学校、工厂和乡村，激励了人们的革命斗志。

《民声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呼唤被压迫民族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共御外患。主张民族平等，号召中朝人民同舟共济。揭露日寇借口保护侨民无故出兵的野蛮暴行；揭穿了日寇设置的警察网、经济网、文化网等特务活动的实质；公布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侵略实质；开展了《四六劈》斗争。它以大量的版面，大字标题，大量篇幅，并以社论、社会调查、通讯、大事记、杂文等多种形式，发表了文章。如《民声报》第八十六号(1928年5月27日)头版头条《蔡公时遭难记•临难不屈大骂日军》。二版头条报道《吉林学生界对日奋起，反对日本侵略山东省》。第八十八号(1928年5月30日)四版登载《白色恐怖》为题发表南文龙写的朝鲜文诗。这首诗用尖锐的词句痛击了日本侵略者。第二百六十四号(1929年1月5日)第三版刊登显文的文章，标题是《被压迫者的呼声》，文中呼吁被压迫者起来向有产者斗争，向压迫者斗争，向侵略者斗争。号召人们急速起来革命。在第六百三十二号(1929年4月1日)第三版特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文章，文中报道县(指延吉县—编者)东山第三小学举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活动大会的消息。又报道在延吉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举行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的消息以及和龙县举行七十二烈士纪念活动，全市下半旗致哀，并放假一天，以示悼念为推翻帝制，缔造民国，厥功甚伟，为国捐躯的先烈之英灵，以此激起人民的觉醒，向革命烈士学习。又在七百七十三号(1930年9月8日)第四版副刊大黑字标题《新……殖……民……地》下有《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用鲁迅的话讽刺不知耻的富贵者，不要再混世，当奴婢了。又载一则《我不怕》的文章，号召人们尽量的牺牲、奋斗、革命，打倒那些赃官污吏、土豪劣绅、更加可恨的洋奴，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所谓势不两立。

《民声报》诞生前后，地方的中小民族工商业，一度出现繁荣景象，仅就龙井一地而言，民营发电厂、面粉厂、酒厂、糖厂、制材厂和采木公司以及钱庄银号等接踵而起，可谓盛矣。这时，物美价廉的日货，薄利多销的烟草，像洪水般涌向我国市场，弱小的民族工商业遭到了摧残。《民声报》曾为此大声疾呼：“排斥外货，挽回权利!”、“高筑关税壁垒!”，并提出减免国税等一系列振兴中国工商业的好建议、好措施。无奈地方官员只顾中饱私囊，不顾关税大权旁落外国人手中。于是那些思国忧民，励精图治的好建议与措施，没有一桩兑现，统统付诸东流了。《民声报》曾刊出一副形象漫画，绘出了令人痛心的事实。喻国税的绳索把一个喻国货的鸡雏绑缚在架子上，喻外货的恶鹰就势扑来啄得鸡雏濒于死亡。

《民声报》还在教育方面，大力提倡新学制、新文风、写白话文。一经倡导整个文风为之一新，连地方政府的行文、布告也逐渐改为白话文。该报还主张民族平等，倡导朝鲜族自己办学，自立于民族之林。同时，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该报还开辟了“文艺”、“工人园地”、“妇女”、“儿童”等专拦，以崭新的格调发表了大量新作。介绍了“激荡中的新俄农村”，转载了“铁流”等新俄作品。

《民声报》还在文化战线上发起过一次出击，1930年春以

守旧派张抢一、周旷观为一方，提倡礼仪廉耻，反对“移风移俗”，而以和龙县三道沟第六小学校长周小星为一方，坚持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写白话文。通过《民声报》双方论战三个月有余，以尊孔派认输而告终。三个月的笔战，其影响出乎所料，由女人开始剪发到兴起男女合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以至妇女参政，使沉寂的延边大地沸腾了。

《民声报》在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如一把钢刀插进敌人心脏一样，绞痛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旧政权的统治阶级。因此，他们对《民声报》恨得要命怕得要死，经常对朝鲜文版总编尹和洙进行恫吓，尹却毫无畏惧地进行了斗争。日本操纵主办的《间岛日报》把《民声报》和北京香山慈幼院来的教员，说成是“两大恶魔”。并污蔑说：“赤色分子大量渗入”、 “共产主义思想深透到间岛各阶层”等等。

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凡是国民党所熟知的共产党员都遭到了迫害。1929年1月18日周东郊被国民党逮捕，报社的孙佐民、李别天等其他共产党员转移，离开龙井村。晚期的《民声报》主要领导人员更迭，加之国民党的干涉，施以种种诱骗伎俩，报纸内容逐渐变化。方芷涵亲任编辑攻击日帝，趋于激烈，但民国地方官外交软弱，保护不了我报界人士。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法西斯统治的强压之下被迫停刊。

《民声报》社社长关俊彦，在最后一期报纸上发表的停刊词中写道：“……同人等明知覆巢之下无完卵，然仍与敌抗争，坚持数月(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时间—编者)。其间摒却敌人种种威胁利诱。同人等志在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决不甘心俯首事敌也!”关社长在报社最后一次职工大会上讲话时说：今天，问世仅三年多的《民声报》停刊了，但只要日寇尚在我神圣的国土上，反日斗争任何时候不能停止。我本人也将离开延边，但我的心是永远留在延边的，永远不会忘记延边各族同胞的。让我们在反日反封建的旗帜下继续前进，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