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8年春去延边的。那以前，我是北平香山慈幼院学生。我们是应吉林省教育厅和延边的4个县（和龙、延吉、珲春、汪清）教育局长的聘请，去延边当教员的。先后3批，一共去了40多人，除一部分是香山慈幼学生以外，其余都是北京几所师范大学的学生。

1928年3月1日，我们第一批28人（有10名党员），从北平动身，由天津乘船由大连到朝鲜仁川，由仁川经元山、清津、会宁等地来到延边。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年龄大多在18、19岁左右。我是1928年入党的，在香山慈幼院时任党支部书记，所以我们这第一批人出发时，我被定为带队人，介绍信上只填了我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党在北平设了北方局，而党中央却设在上海。我们在北平时，党组织告诉我说：到了延边，就会有人给你写信，信以奉天朋友的名义寄给你。当时满洲省委设在奉天。我们离京后，北平西部区委已经通过北方局通知了满洲省委。

4月间，我就收到了周东郊的来信，他当时是东满特别支部书记，在《民声报》当文艺版主编。那时，我在和龙县稽查处（今龙井县三合乡）小学任教。他在信中说：“接到奉天朋友的来信，知道你已经到达延边，请你着便装来报社一谈。

我知道，这是我同当地党缓缓接关系的暗号。我马上动身去龙井，在《民声报》社找到周东郊，接上组织关系。

我们40多名同学中有近20名党员。我常常奔走于和龙、三道、龙井之间，夏天又往返于延吉、珲春、铜佛寺、老头沟、朝阳川一带。现在，我们那批40多人，活着的不多了，有原邮电部副部长赵志刚等人，有病死的，有消沉的，也有走上相反的道路的，真难想象啊！

当时的延边党组织情况比较复杂。要按第三国际“十二月提纲”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满洲省委坚持“一国一党”原则，做出决定：加入到其它各国共产党组织的人，也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纷纷加入中共，延边的共产党员，很快发展到上千人。

我去龙井时，由周东郊介绍，认识了一位叫苏子元的同志。他早已参加了第三共产国际，为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做军事情报工作，专门搜集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后来才知道，苏联搞肃反运动时，把他当作日本特务抓了起来，蹲了16年监狱，又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改造了2年。回到中国后，又于1959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平反。现在他还活着，已经80多岁了。各县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也不少。那年10月间，成立了中共东满区委，书记是周东郊，我和赵志刚都是区委委员。我们俩的公开身份则是小学教员。

1929年2月9日（阴历除夕），我在龙井火车站被捕了。在这之前，周东郊已被捕，我接替他的工作，担任中共东满区委书记。那天，我带着筹备的钱款和传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内容），从和龙来到龙井，打算把他的爱人、孩子送回奉天之后，到各支部去联系。不巧，那天正赶上换挂国民党旗，车站戒备森严，我一下车就被捕了。

第二天，日警把我押到了在北山学堂后的延吉镇守使署。敌人对我进行了严酷的审讯。我当时嘴很硬，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说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至于我身上带的宣传品，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人给我的。但他们还是认定我为共产党的嫌疑犯，判我1年徒刑，送进了延吉监狱。他们怕我跑掉，就给我带上脚镣。这期间，赵志刚接替了我的工作，他还特意来监狱看望过我。

在延吉监狱里，起初他们把我和抽大烟的、当土匪的和盐贩子关在一起。由此看来，他们并没有把我当成政治犯。监狱里有个典狱长是四川人，为谋生来到东北，管的不太紧。监狱里还有教育队、教务主任，看守长没事儿净给犯人讲课。所讲内容大多是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改邪归正”之类的胡言乱语。教务主任让我给犯人讲课。这个教务主任是个山东人，闯关东来的。他吃喝嫖赌，啥坏事儿都干，身体很坏。他知道我当过小学教员，才19岁，就想给我点儿差事做。一天，他对我说：“刘光公（当时我的化名），你这个教师爷也讲几堂课！”我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

讲课时，这个家伙让看守拿枪跟着我，有时他也跟着去听。后来，他就不去了，还给我提供了方便条件，可以不照他指定的内容讲课了。当时，监狱里有8个牢房。到了冬天，8个牢房都讲完了。他又让我去工厂讲课。工厂里听我讲课的人更多，又都是穷苦人。我就给他们讲日本怎样侵略朝鲜和延边的，讲“二十一条”对中国的危害，也讲朝鲜人到延边以后怎样受到双重压迫的。我还宣传中国民族和朝鲜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些是教务主任和典狱长允许讲的，如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被秦桧陷害致死的一段历史。我讲了他的故事，又教大家唱他的《满江红》。另外，我还讲了义和团、“红灯照”等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奋起斗争的英雄的事迹。

经过我这样的宣传鼓动，许多犯人受到很大教育，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之心，听到伤心处，有的还流下了泪。我对他们逐渐理解，加深了感情，他们对我也产生了好感。

后来，他们又给我换了牢房，把我同一个苏联人关在一起。这个苏联人是个红军军官、大学毕业生。他是在边境线上执行任务时被抓来的。他懂法、德、英语和世界语。我就跟他学世界语，还学会了用俄语唱《国际歌》。

监狱长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北山小学上学，一个儿子在第四师范读书。他就让两个孩子跟这位苏联人学数学、英语。监狱里有个勤务兵叫申守义，小我两岁，他背着抢到处转悠。他经常到我的牢房里找我聊天。时间一长，我发现他的思想很进步，就想发展他入党了。当然，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万一他告发我的身份，我可就倒霉了。但是，我迫切希望在发展申守义入党后，通过他同组织接头。不久，东满区委派赵志刚、李晓露（朝鲜族，亦叫王耿）二人来监狱探望我，并给我送来钱款。看守长特意让申守义监视我们的行动，趁这个机会，我将申守义介绍给他们二人，并请区委批准他入党。不久，中共东满区委批准了申守义的入党申请（他后改名申昌毅，在满洲省委当过交通员，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这样我同党的联系恢复了。不久，在监狱里建立了党组织，我开展工作更有利了，同难友们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监狱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随时知道。我后来在珲春活动时就住在一个难友家里，这得利于我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

1929年底，我的一位同学也常来探监。我就求他给我订了一份上海报纸，还订阅上海一个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材。

那位苏联人自称是团长，他判无期徒刑。我估摸，这个很有学问的苏联人，可能是间谍一类的人物。他不厌其烦地用不大流利的汉语给我介绍苏联的一些情况。语调是那样深沉，充满激情，神情是那样欢悦，洋溢着怀念之情。我觉得他是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家乡。十月革命节那天，他还特意把那页日历染红了，我们俩把仅存的一点好食品吃掉了，用俄语小声唱起了《国际歌》。我们的歌声，看守们虽然能听得见，但他们却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只是傻呆呆地瞅着我们，并没有制止。

1930年春天，我出狱了。出狱那天，许多难友自动捐款，给我买了长袍、礼帽等物相送。那位苏联人不胜惜别之情，竟放声大哭了。我们朝夕相处，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后，我没有打听到他的情况，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这真是一件没齿不能忘怀的感情。

出狱后，我就来到延吉北山小学当了教师。学校里，要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宋振庭就是其中一人。不久，北山小学建立了党支部，有五名党员。他们是曹振家、徐振基、贾庆云，另一个是学生李世风。我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延吉、和龙合起来建立了延和中心县委。李晓露、赵志刚已调到奉天去了。

北山小学也有国民党组织。我记得有一个叫周冰干的，还有姓高、姓孙的教师，都是国民党员。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

我在北山小学除教国文课外，还教体育。体育课主要讲武术。“五卅”惨案纪念日的前一天，我们党支部决定，第二天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支部成员曹振家和徐振基就召集部分学生过烟集河到公园开会，研究了行动方案。不巧，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校长刘庚辰。刘庚辰大为恼火，马上宣布解雇曹、徐两位教师。当时的延吉县县长姓孙，他下令捕曹、徐二人。但姓宁的教育局长思想比较进步，他只让二人限期离校，离延吉作罢。

他俩一走，教师中党员就剩下我和贾庆云两人，开展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1930年夏天，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举行“五卅”暴动的时候，曹振家老师身穿朝鲜族装也参加了这次革命斗争。暑假后不久，暴动趋于失败，敌人更是疯狂搜捕屠杀革命者。秋末，敌人发现我在活动，校长刘庚辰同警察局长率一伙人来抓我。多亏张乐山（山东人）事先听到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我，才幸免于难。当天晚上，我就去找东满特委。廖如愿（满洲省委巡视员）和李大哥（李小录）接见了我。廖如愿说，东满特委决定让我去任珲春县委书记。那时珲春县委设在大荒沟。我去珲春不久，那里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我只得离开了那里。